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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我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年龄人口近9亿人，就业人员达到7.5亿人，解决好就业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意义。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就业摆在“六稳”“六保”工作首位，创新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就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保持了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逐步明确了“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目标，并将其作为“十四五”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二是失业水平回落低位。1月份至9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比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5.5%的控制目标低0.3个百分点。从变化趋势看，城镇调查失业率2月份攀升到5.5%的较高位，但之后逐步回落，9月份降至4.9%，比去年同期低0.5个百分点，比2019年同期低0.3个百分点。从登记失业情况看，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城镇登记失业率比去年同期明显下降。总体上看，全国失业水平已恢复到疫情前低水平运行状态。

　　三是重点群体就业基本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保持基本平稳，青年人失业率出现明显下降，三季度16岁至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持续回落，从7月份的16.2%降至9月份的14.6%，回落了1.6个百分点，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在三季度没有出现往年暑期季度性攀高形势。应届毕业生去向落实率高于去年同期，登记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人数同比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延续增长态势，三季度末，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总量18303万人，比二季度末增加70万人，基本恢复到了2019年同期水平，外来户籍人口失业率低于全部城镇失业率，9月份为4.8%。脱贫劳动力务工总量达3000多万人，其规模也超过去年。1月至9月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和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也同比显著增长。

　　四是市场供求动态平衡，企业用工保持稳定。部分市场机构招聘数据显示，三季度招聘需求保持增长，环比增加0.4%。从企业实际用工看，监测企业岗位数量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各行业和各地区监测企业岗位增减幅度在正常区间，企业招工和减员数量基本保持动态平衡，没有出现持续或大范围的规模性裁员现象。三季度，监测重点企业用工规模保持攀升势头，环比增加。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企业员工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恢复增加，三季度平均达到47.7小时，比二季度增加0.6小时，其中9月份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8小时，比上年同期增加1小时，为近几年较高水平。

　　三是中小企业压力仍持续加大，用工需求不振。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三季度仍延续上季度回落走势，降至86.7，比上季度下降0.5个点，低于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水平。且各个行业指数和分项指数均全面下降，表明中小企业恢复速度继续放缓。三季度劳动力指数为105.2，比上季度下降0.2个点。其中，需求指数为99.0，下降0.6个点；供应指数为111.4，上升0.3个点，劳动力供应上升、需求下降，显示企业用工需求趋软、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趋紧。监测企业数据也显示，300人以下中小企业岗位呈持续流失态势。

　　四是群体就业仍面临困难。青年就业始终是影响就业稳定的重要方面，青年调查失业率波动幅度大，且长期处于相对高位，是总体调查失业率的2倍至3倍左右。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群体就业差异加大，部分高校和专业毕业生就业难度较大，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往届离校未就业人员累积和应届毕业生规模增加情况下，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同时，市场供求数据显示，大龄劳动者求职困难，就业压力持续加大。市场招聘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35岁以上求职者人数逐季增加，特别是55岁以上求职者增加幅度较大，而公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大龄劳动者的求人倍率长期处于低位，岗位需求少于求职人数。同时，女性劳动者失业率高出总体失业率1个百分点以上，随着三孩政策放开，部分育龄青年女性求职难度或进一步增加。

　　五是政策监管和供应链紧缩等因素导致电商失业风险增加。三季度以来随着教培行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网络游戏行业和房地产等行业监管政策加强，跨境电商遭遇国外平台关停，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用电用气受限，加之缺芯少料，部分零部件供应链短缺、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影响，地区性、行业性生产经营和用工受到一定影响，部分企业员工流失率抬升、减员增多。下一步，一些企业可能利用年底自然减员进一步缩减用人规模，员工转岗转业求职或将增多。

　　一是人口因素变化带来的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今后一段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依然庞大，每年新成长劳动力仍将保持在1000万至1500万人，而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将导致劳动力人口高龄化。由此带来的新问题是：一方面，为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目标，要以适度的经济发展来维持大规模就业；另一方面，要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潜力，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为保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条件。同时，为应对老龄化而可能实施的生育和退休政策调整，也将对生育期女性和老年劳动力的就业带来挑战。

　　二是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挑战。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一直是我国就业结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城乡和产业劳动力分布比例仍然不太合理，乡村地区和农业部门从业人员比例较高，乡村就业人员占比超过40%，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仍超过四分之一。前些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都在1个百分点以上。近年来，农民工进城意愿呈总体下降态势。“十四五”时期城镇化率的增速可能会有明显下降，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就业之间矛盾会更加突出。

　　三是科技革命与产业数字化带来新的挑战。科技革新和产业升级对就业的影响既有“促进效应”和“改造效应”，也有“替代效应”，目前这几种效应正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叠加显现，需尽早采取措施应对。一方面，产业升级转型，特别是跨界融合发展，为就业创造了许多新的空间，要形成以开放共享随机协同为特征的就业资源与就业机会配置的新机制，为新的就业形态提供内在动力和基础；另一方面，要避免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带来失业风险，防止部分低知识技能水平劳动者被边缘化。

　　六是政策和服务供给短板提出的挑战。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还将面对目前有关政策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不能适应新形势变化和要求的突出问题，制约就业目标的实现。比如，影响劳动者流动就业的障碍依然存在，不少地区教育、住房、社保等公共服务仍与户籍挂钩，影响转移流动就业人员融入城市稳定就业；部分劳动者权益缺乏保障，平台就业劳动者难以纳入现行劳动保障法律的适用范围，劳动权益保障成为新的难题；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劳动收入增长机制缺乏等。

　　一是坚持就业优先政策导向。将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作为宏观政策目标取向，推动财政、金融、投资、产业等政策与就业政策衔接，促进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联动、结构优化与就业转型协同。构建更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支持一二三产业融合、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此外，推动社会领域改革，加大投入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强区域发展战略与就业联动；加强就业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联动，创造更多、更稳定、更高质量就业机会；建立完善就业指标及统计监测体系，将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劳动收入增长率等关键指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指标。

　　二是完善中小微市场主体持续支持机制，不断夯实和扩大就业基本盘。将贯彻就业优先原则与创造公平、宽松的营商环境结合起来，在资源供给、政策扶持、环境优化和能力提升等关键问题上，为中小微企业持续“开门”“减负”“输血”“赋能”，将对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提供的财政、信贷、专利、政府采购等优惠政策系统化长期化，进一步激发中小微企业活力和发展动力。实行公平统一的市场监管制度，创新监管方式，清理对民间资本进入的体制壁垒和歧视政策。

　　三是加大人力资源供给侧改革，优先投资于人。以青年、女性、农村劳动力、老年劳动者等为重点，提高其劳动参与率。全面提升劳动者能力素质，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注入动力。深化教育培训体制改革，建立学科专业设置、职工培训项目与产业发展急需的动态调整机制。以建立提升可持续就业能力为核心，构建面向所有劳动者终身学习的职业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构建校企合作的多级培养体系。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渠道。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激发劳动者创新创业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