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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眼下西方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矛盾，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文明冲突史”，这种脑洞大开的想法，无论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文件中，还是中苏谴责美国侵略中东的《会谈公报》（1958.8.3），都是看不见的。尤其是纳赛尔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往往被视作世俗政治的表现。那为什么在这两篇媒体文章中，纳赛尔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却与教紧密相连，甚至让两位作者联想到了1000多年前对欧洲的征服史？答案或许在于卡塞尔说的那个词——“泛阿拉伯统一”（Pan-Arab unity）。

　　早在当年2月21日，埃及和叙利亚联合成立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埃及总统纳赛尔顺利当选阿联总统。阿联的成立，让美国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阿拉伯统一”的威力，美国各大报纸都充斥着对“阿拉伯帝国”的恐慌。（参见拙文《逐鹿、冷战、“帝国”：埃叙联合60周年纪》）随后，黎巴嫩的动荡，让美国朝野感觉到这个“阿拉伯帝国”下一步的扩张目标。7月15日，美国政府为了制止纳赛尔“吞并整个（中东）地区”，迅速出兵黎巴嫩，维系亲西方的夏蒙政府。但军事介入并没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获得胜利感。相反，面对一个个亲西方政权危若累卵的处境，再看看阿拉伯民众对纳赛尔的“狂热”拥戴，这位十多年前纵横欧洲疆场的五星上将，如今却陷入了万般的焦虑，无奈地对副总统尼克松表示：“（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站在了纳赛尔一边。”而对纳赛尔深恶痛绝的国务卿杜勒斯，也不得不承认纳赛尔“俘获了阿拉伯大众的民心”。

　　欧洲列强对世界的这种偏见与敌视，也存在于当时的美国舆论中。例如，当时的美籍匈牙利人巴格尔（Eugene S. Bagger）认为“欧洲文明史就是东西方3000年的斗争史”。“萨拉森人”与拜占廷帝国的战争，十字军与塞尔柱人的战争，以及后来欧洲列国与奥斯曼王朝的斗争，都是东西方斗争的延续。如今，奥斯曼帝国被排斥于巴黎和会，是“西方对东方的压倒性胜利”。巴格尔认为，“巴黎决议最为伟大的意义，就是将亚洲驱逐出欧洲”。

　　1919年3月13日，《》刊载的一篇文章就指责“阿拉伯人在幼发拉底河谷地掀起的排外运动，杀了一些欧洲人”，并渲染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也被“阿拉伯暴徒”攻击。文章作者塞尔登（Charles A. Selden）由此上纲上线，认为“现在的泛阿拉伯运动就是阿拉伯人沿着土耳其人的老路，迫害小亚细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塞尔登还指责在巴黎和会上“看似温文尔雅”的费萨尔王子，实则“野心勃勃，试图统治整个小亚细亚地区”。次日，《》又刊载了题为“泛阿拉伯者”的短稿，在塞尔登的基础上，称“泛阿拉伯主义运动”为“沙文主义”（chauvinism）。可见，“泛阿拉伯主义者”的统一诉求，被描述成了地区扩张的野心，并伴随狂热的排外情绪。

　　后来，巴勒斯坦问题的持续激化，以及很多美国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偏向，也在滋生类似的看法。1936年12月，美国学者麦考恩（C. C. McCown）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站在英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阿拉伯人“愈发喜欢叛乱与暴力”，并渲染道：“7千万阿拉伯人和2.5亿对耶路撒冷的关注……使得巴勒斯坦正被一个阿拉伯帝国（an Arabic empire）所包围。”1938年9月，《》在报道巴勒斯坦局势时，也加了一句带有明显立场倾向的“编者按”： “泛阿拉伯主义与泛主义目前搞的血腥冲突，已经导致圣地数千人的伤亡……”

　　说到这，就要谈谈“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与“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任何概念在实际使用中，都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有些人就经常把“泛阿拉伯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同起来。例如，1937年7月《》的一篇文章就概括道：“重视泛阿拉伯主义的人大可分为两类。第一类人担心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威胁西方的利益。第二类人信奉伍德罗·威尔逊的理念，认为应该给弱小民族自治。”但另一些人坚决区分这两个概念，尤其是对“泛阿拉伯主义”或“泛阿拉伯”字样予以污名化处理，以区别于所谓“正当的阿拉伯民族主义”。

　　1943年10月，美国历史学家卡迈克尔（Joel Carmichael）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认为：“只有统一才能让阿拉伯人在世界舞台上成长起来，好让他们走出战争的残骸。”但他认可的“统一”是有限度的。卡迈克尔希望阿拉伯国家组成“近东联邦”（a Near Eastern Federation），但要保持各个国家的“内部自治”，因为这是“最切实际的”。至于“泛阿拉伯主义者”所憧憬的“阿拉伯帝国”，在他看来则是“极端”和“虚妄的”。因为“泛阿拉伯主义者妄图重建阿拉伯帝国，打败异教徒”。

　　可见，吉本与卡迈克尔都对“泛阿拉伯主义”采取了污名化的定义，区别于他们所认可的“民族主义”与“统一”，其实质就是试图按照西方的标准与理念，规训阿拉伯人的统一运动。再回到本文开篇提到的1958年夏季。时任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就认为美国可以与中东的“民族主义”和解，但“泛阿拉伯主义”却是反西方、反以色列的。美国共和党成员马丁·大卫（Martin David）也明确反对将“民族主义者”混同于“泛阿拉伯主义”。他在《纽约先驱报》发表的文章指出：“民族主义者”维护本国“自由”和“人民福祉”，“尊重本国与别国的关系”；而妄图统一所有阿拉伯人的“泛阿拉伯主义者”，犹如十九世纪沙俄推行的“泛斯拉夫主义”。所以，在概念的实际运用中，英文“泛阿拉伯主义”（Pan-Arabism）或“泛阿拉伯”（Pan-Arab）字样的意涵，往往带有强烈的负面意涵。而经常被对译成“泛阿拉伯主义”的العروبة一词，在阿拉伯语中经常用来形容阿拉伯人心心相印、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民族凝聚力，带有鲜明的正面色彩。所以，这两个词在对译时，要格外小心。

　　1958年12月，阿联总统纳赛尔发表公开声明，指责叙利亚破坏阿拉伯统一，并以13世纪的鞑靼人（蒙古人）比附苏联，反苏倾向十分明显。（参见拙文《双拳出击：埃及总统纳赛尔如何对抗十字军和鞑靼人》）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发表讲话，指责阿联为打压当地而采取的种种“反动”措施。3月，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爆发武装暴动，很快遭到政府军与伊拉克的联合。半年多前，还被纳赛尔吹捧的伊拉克总理卡塞姆，此时已经在阿联的官方舆论中成了苏联的代理人，阿拉伯统一的破坏者。

　　其实早在这之前的若干年里，纳赛尔就频频表现出对埃及、叙利亚的警惕与打压，也担心苏联向叙利亚、也门的渗透。所以，自从纳赛尔掌握埃及权力后，美国舆论中既有人担心纳赛尔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阿拉伯帝国”，但同时也有人注意到双方潜在的矛盾。1956年3月，埃及已因捷克军购案、中东防务、犹太复国主义、苏伊士运河等问题，与美英法三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在此背景下，美国著名的媒体作家卡拉瑟斯（Osgood Caruthers）在《》上发表文章，题为“埃及试图打造阿拉伯帝国”。卡拉瑟斯指责纳赛尔对抗西方，接受苏联军事援助，并“试图在这里创建一个阿拉伯大国。”但卡拉瑟斯也注意到纳赛尔追求的“阿拉伯帝国”不仅仅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且也“”。

　　纳赛尔对苏联态度的强硬转变，按说是符合西方冷战立场的，也得到了美国朝野很多人的承认，但为什么没有因此赢得美国舆论广泛的赞誉与肯定？从现实主义的逻辑解释，是因为纳赛尔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地区的“霸权扩张”威胁了西方的石油利益、国际交通线、美国友邦的安全、美国对中东的主导权，还有以“主权国家”为元素的国际体系……。当然，我们也不忽视文化的作用。“基督教文明”与“教文明”之间长达1000多年的“文明冲突”，不管是否存在于客观的历史事实，但至少是存在于很多人主观的历史记忆里。而纳赛尔就刺激了西方世界的这种历史记忆。

　　纳赛尔的成就，离不开对教的敬畏。的确，他的平民底色与革命理念，迎合了社会底层群众的反抗精神，但并不意味着对传统与信仰的背弃。纳赛尔上台不久后，就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一本小册子——《革命哲学》。他不但呼吁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也呼吁世界的团结。这就刺激了西方舆论的神经。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前夕，就有人致信《》编辑部，指责纳赛尔“正在寻求一个阿拉伯-非洲帝国”，并控诉他“到处支持极端主义者对付理性的民族主义领导人”，而“非洲人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或，也未邀请埃及的干涉”。这无疑是通过与非的对立，将纳赛尔塑造成了世界的扩张者。

　　在中东与欧洲的交往史中，战争自然无法回避。但如何建构对战争史的记忆，会深刻影响人们对于“他者”的认识。在今天的美国舆论中，仍然有人在片面渲染对世界的负面记忆，并将这种狭隘的历史认识，作为干预中东内部事务的根据。近年来，美国朝野就有很多人把自己对于奥斯曼帝国“对外扩张”、“对内压迫”的片面记忆，延伸到了现实的中东政治。当然，土耳其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是非恩怨也极其复杂。但美国舆论的这种声音，恐怕也折射出警惕中东地区整合的一贯心理，至少很多阿拉伯人是这么看的。基辛格在2012年3月在《》发表的文章所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对中东政策有几个关键的安全目标：阻止任何一个地区大国成为霸权（hegemony）……”。“霸权”与“统一”其实往往都是对整合与凝聚的表述，区别在于感彩上的截然相反。所以，基辛格这句话就被当今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萨瓦努（محمد شعبان صوان）当作“西方破坏我们地区统一与复兴”的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