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HASH官方网站(访问: hash.cyou 领取999USDT）11月，习主席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将双边关系定位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目标直接置于双边关系的定位之中。这一关系定位与2024年里约二十国集团峰会主题“构建公正的世界和可持续的星球”一致，也与2025年在巴西举行的第十七届金砖国家峰会的两大优先事项“全球南方合作”“金砖国家间伙伴关系推进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一致。这样的双边关系定位在世界范围也属罕见。

　　“发展中大国关系”由“发展中大国”与“大国关系”两词组合而成。尽管没有明确的量化标准，但国内外各界几乎一致认同，“大国”指已经具有强大实力（capability）的国家，尤其是指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上有明显优势，已经或随时能按照意愿（will）将实力转换成国际权力（power）的国家。国内外战略学术界围绕大国间权力对比，进一步发展出“超级大国”（superpower）、“主要大国”（major power）、“中等强国”（middle power）等细分概念。

　　尽管国内外各界对“大国”的认知高度相似，但对“发展中大国”的认知却出现了显著差异。在中国，“发展中大国”原指人口、资源等特定发展要素规模或数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50年代，曾对中国当时的状况做出评价：“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在国内学术文献中，“发展中大国”一词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被频繁使用，当时主要指因人口、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规模大而发展潜力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多强调资源禀赋丰富带来的发展潜力而非实际权力大小，但如今这一术语包含了更多的实力与权力意味。

　　站在当下，从不同类型大国关系对国际格局、全球治理的影响大小来看，相较于其他类型国家间关系，发展中大国关系有望对未来全球权力结构的变化起关键作用，发展中大国也将成为影响全球治理的主要力量。一方面，既有大国间关系难有转变。尽管大国间相互竞争形势短期内或有所缓和，但从中期来看，未来3～10年难有根本性改变，因此难以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边际变量。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发展中大国实力显著提升，但单个国家力量相较于美国、七国集团等传统大国或大国集团仍较为有限，发展中大国力量如何组合成为全球治理的最大边际变量。

　　“政治互信”“战略互信”从20世纪末开始逐渐成为国际关系与外交场合中的常用词。战略互信指两方愿意与对方开展合作甚至自愿把自身利益的命运置于他人的控制之下。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巴自建交以来持续积极建设相互信任关系，双方认同自身与对方的全球南方国家身份，在政治与战略互信上具有天然的亲近，并在过去中巴各层次沟通与交往中不断提升，逐渐形成高度政治与战略互信。这一历程为其他发展中大国间建立信任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中巴高层互访频繁，为两国政府间密切沟通和协调作出了表率。从1984年若昂·菲格雷多开启巴西国家元首访华至2025年卢拉访华期间的10位巴西总统里面，有8位是在任内到访中国。同期，中国国家主席也先后7次到访巴西。1993年，巴西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2004年，双方创造性地设立了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定期制定《中巴战略规划》《中巴执行计划》并持续至今，为国家间携手制订实施共同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一年，双方高层开始更多以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视野开展双边合作、审视双边关系。5月，中巴两国达成《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共识》，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8月，习主席同卢拉总统就中巴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时强调，中巴关系的全局性、战略性、全球性影响日益突出。卢拉总统在评价中巴建交50周年时指出，中国是巴西主要的商业伙伴，对巴西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至关重要；中巴关系在战略层面的成就超越了在商业领域的成功。9月，中巴借助联合国平台发起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墨西哥、玻利维亚等十余个国家加入，两国在国际关键议题中进一步展现出高度政治契合与深度合作。

　　2024年11月，习主席前往巴西参加二十国集团里约峰会并对巴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明确双方“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拥有相近立场”。这些表述与此前联合声明中“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表述相比有了进一步提升。2025年5月，卢拉总统再次访华期间，两国进一步强调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共同责任，中巴政治与战略互信升至新高度。

　　对中国来说，巴西为中国庞大的人口与产业持续提供可靠、 高质量的资源支持。巴西是中国最重要的原材料供应国之一，是中国最大的农作物供给国和第二大矿石供给国。对巴西来说，中国是其农业、矿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以及外汇资金的主要来源。2009年以来，中国常年购买的矿石占巴西全部出口矿石的38%～59%，近三年有进一步升高的趋势（见图2）。巴西某大型矿业公司人员曾向笔者表示，“尽管公司每周花费大量时间讨论除中国以外的矿石需求，但到目前还没有发现具有同样潜力的国家。” 在新能源时代，巴西的矿业潜力有增无减，巴西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锂矿生产国之一，同时在铜、镍等清洁能源矿产上加大投入。在农产品贸易方面，2023年中国购买了巴西全部出口农产品中的39%（见图2），购买了巴西全部出口大豆中的70%以上。

　　一般以2006年中资企业在巴西承建的第一个大型项目——巴西卡塞内天然气管道开工建设作为中国对巴西投资的标志性事件，将2010年作为中国加速对巴西大规模投资元年。2019年之前，中国对巴西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力、能源等传统行业基建上，如圣路易斯港、巴拉那瓜港等标志性项目较好地融入了巴西的经济活动。近年来，为响应巴西政府控制气候变化、振兴工业、发展高端制造业等目标，中国对巴西的高端行业、新兴行业投资项目数量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风力水力可再生能源发电等行业的投资增长较快。巴西税务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已经在巴西金融、商业等部门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中国企业在巴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得到巴西政府与媒体广泛好评。

　　据巴中商务委员会报告，2007—2023年间中国对巴西累计投资金额达733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五。另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后，中国对巴西投资基本保持了每年2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但不同年份波动较大（见图3），这或与过去十年间中国对巴西单笔投资金额大、大额并购重组案件多有关，也与近年来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率波动有关。根据巴西中央银行提供的《巴西对外直接投资》报告，截至2020年年底，在巴西的直接投资存量7654亿美元中，中国实控投资金额为226亿美元，排在美、西、法、比、英之后，位居第六，在金额上已经和除美国以外的其他老牌西方国家差距不大。

　　二是巴西右翼对华态度较为务实。例如，尽管博索纳罗政府执政初期的一系列“右翼意识形态外交”一度造成中巴关系“风波”，但其影响也仅停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博索纳罗执政不仅没有破坏中巴务实合作，而且采取了不少推动双方经贸人文往来的举措，令中巴关系在其当政期间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博索纳罗在2019年就任总统当年就率团访华，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明确提出“中国的发展政策和‘一带一路’等国际倡议与巴西的发展政策和‘投资伙伴计划’等投资规划可能实现对接”的观点。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中国5G项目成功进入巴西市场。巴西政府也正常采购了中国安保设备。巴西军队虽然中右翼力量声势浩大，但仍在2024年邀请中国军队开赴巴西参加“弗莫赛行动”多国联合军事演习。此外，巴西右翼政党选票核心区是巴西东南部主要工商业“富裕区”，考虑到存在对华利益，很难认为该群体有实施实质性政策的动机。

　　三是巴西各界愈发重视当今中国的世界地位与作用。“对巴西来说，中国在本地区经济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增加无疑是 21 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 近年来，巴西主要智库如瓦加斯基金会、应用经济研究所、巴西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等都加大了对中国的研究力度，尤其关注中国政治经济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经济外交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巴西也赢得了不少认同。巴西商界更加关注中国，如淡水河谷公司首席执行官柏安铎表示，“离开了中国，世界连‘半球化’都实现不了。” 而就在几年前，巴西很多精英还远不觉得中国对巴西如此重要。

　　巴西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让旅居巴西的华人华侨社群对中巴关系发展起到独特的积极作用。华人华侨是中巴经贸关系发展的先锋群体，他们通过产业升级、积极的人文交流成为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作为时间分界线，可将在巴西的中国移民分为传统移民和新移民，新移民中又可分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赴巴西的台湾地区新移民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赴巴西的大陆新移民。大陆新移民传承传统华人职业，主要从事餐饮业、杂货业（含食品和日用百货）以及进出口贸易等。

　　据圣保罗华人介绍，正是由于巴西国家与社会对华人华侨高度包容，才有了许多大陆新移民在20世纪90年代后来到巴西并逐渐在当地站稳脚跟。2002 年前后，不少巴西华商抓住中国轻工业崛起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历史机遇，通过从事小商品贸易成为颇具实力的商人。由于巴西社会对华人华侨的包容，以及华人华侨在巴西社会工作生活的良好表现，该群体表现出了对发展中巴关系的极大热忱。一位在当地从事20多年箱包生意的华商表示，希望子女能在融入巴西社会的同时，学好中文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便更好地在中巴之间从事经贸、文化活动，为中巴关系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中巴不仅注重通过加强彼此合作提升双方福祉，还越来越关注双边合作对全球南方国家集体利益的潜在影响，逐渐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共同福祉纳入双边关系目标。双方既重视联合国等传统多边舞台，又在新的合作平台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金砖国家机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是中巴携手开展多边合作、共促“全球南方”集体发展的重要途径。有研究认为，自金砖国家机制建立以来，在中巴相互配合与支持下，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有效促进了中、印、俄、巴、南非五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与新兴市场大国间的经贸合作。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不仅致力于促进内部合作，还通过“金砖+”等方式积极为更多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支持。

　　2025年4月，习主席访问新开发银行时指出，新开发银行应“放大全球南方声音，维护全球南方正当权益，支持全球南方国家走好现代化道路”。新开发银行行长、巴西前总统罗塞芙表示，“新开发银行将坚定践行其指导原则和使命，持续为所有成员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新开发银行有着明确的机构宗旨，即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EMDC）的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项目调拨资源，而且不排除未来向“金砖+”及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发放贷款的可能性。2024—2025年，金砖国家机制完成新一轮扩员，将对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中巴双方积极推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三方合作，助力更多有意愿的南方国家共同发展，这一模式目前主要在拉美地区推行。2014年，中国、巴西、秘鲁三国发表《中国—巴西—秘鲁关于开展两洋铁路合作的声明》，就共同建设“两洋铁路”达成一致意见。2015年5月，三国进一步签署关于联合开展两洋铁路项目可行性基础研究的谅解备忘录，推进项目可行性基础研究。2025年4月，中方代表团先后与巴方和秘方商议项目具体方案，中、巴、秘三方合作的“两洋铁路”有望开工在即。

　　如前所述，发展中大国之间的经贸关系更为复杂。在“全球南方”范围内，中巴经贸合作开展早、程度深，较早打破了全球南方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障碍，在南南国家经贸合作中处于领先位置。早在1973年，巴西就首次对华出口数万吨铁矿。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其官网上显目位置标识“淡水河谷是中国的长期伙伴，是全球最先向中国出口铁矿石的公司之一”“淡水河谷在两国建交前一年就向中国运输了第一艘货船”。如前所述，如今两国产业链通过贸易、投资等高度融合，已成为两国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西方的一批国际关系顶级学者和政府官员就意识到，“‘全球南方’国家为了自身发展，迫切需要一个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并认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制度反映了大国和富国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不符合普适性的伦理标准。近年来，中国与巴西积极协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多元包容改革。随着两国沟通日益密切，在面对重要全球议题与全球问题时，中巴两国通过开展双边协作，捍卫“全球南方”在国际关键议题上的观点与立场。

　　在全球经济贸易治理议题上，中巴联合其他发展中大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借助金砖国家峰会、二十国集团等组织与机制，倡导开放、公正、公平立场，共同为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当发展权利发声。面对2025年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在关税、贸易准入等问题上的霸权行径，中巴坚持共同立场并分别在多个场合予以坚决反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数据显示，2024年11月和2025年5月两国元首两次会面期间，中巴新增80多份合作协议，成为对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外关税与贸易政策的共同强力回击。

　　在全球环境治理议题上，中巴在2007年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开启多边合作行动，通过与其他国家联合发布《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等专业报告，坚决反击发达国家试图利用不公平的全球环境治理责任安排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企图。近年来，尽管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中巴两国根据气候变化治理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签订了《中国—巴西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确定了“构建可持续星球”目标，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进了维持生物多样性等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早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就对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巴西等国最大贸易伙伴感到压力，提出与拉美国家开启“新的合作篇章”。“特朗普1.0”时期美国政府曾派出多位高官密集出访拉美，污蔑中国在拉美行动“不透明”、搞“债务外交”、是“新帝国主义列强”，并推出“美洲增长”计划以抗衡“一带一路”倡议。拜登政府为争取拉美国家及拉美裔的支持，大幅放宽拉美移民政策，实施《美国根本解决中美洲移民问题战略》等政策，并用“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拉拢拉美，称将比中国给予美洲“更实实在在的好处”。

　　2024年12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刊登文章警告美国面临失去拉丁美洲的风险，要求“华盛顿不能袖手旁观，看着北京逐渐控制其传统势力范围”。特朗普先后提名长期从事拉美事务的“”人员鲁比奥、华尔兹任国务卿，提名毛里西奥·克拉韦尔任拉美事务特使。《美洲季刊》主编布莱恩·温特对此点评道：“毫无疑问，有不少拉美国家对美国日益增长的关注感到高兴。” 然而，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即宣称“巴拿马把运河送给了中国”，意图“收回”巴拿马运河。

　　遏制中国是今后美国对拉美战略的长期目标，为此美国国会两院共同提出了《美洲法案》。该法案是近年来美国首个系统性的美拉合作法律文件，意在全力对抗《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法案内容要求美国在电子政务联通、贸易、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全面加强美拉合作，特别包含了“对在华企业回流和近岸外包的激励措施”等章节，旨在引导美国企业将其中国供应链迁至拉美。该提案目前已进入国会贸易小组委员会评审，极有可能在2025年签署生效。

　　其二，巴西对美国存在高度经贸依赖，美国在巴西具有重要影响力。美国长期是巴西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对巴西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远超其他国家。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截至2023年年末美国在巴西直接投资存量达879亿美元，当年对巴西直接投资总额100亿美元，且近年来对巴西投资强度有所回升（见图4）。巴西国内对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存在争议。巴西外交部认为，加入“一带一路”不一定能给巴西带来更多好处，但却更容易招致美国报复。正因如此，在签署相关合作文件时，巴方明确表示，这是一份加强双方合作的“协同声明”而非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

　　其四，美国媒体在巴西诋毁中国形象与中巴合作，恶化巴西民众对华态度。美国对巴西文化输出时间长、渗透力度大，二战后美国将巴西等拉美国家作为实践文化外交的“试验场”，以“道德外交”“人权外交”等话语拉拢拉美国家，主动培养当地民众对美亲密关系。如今美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对巴西开展文化宣传，根据巴西受众的特点为巴西量身定制宣传方案。在圣保罗的主要街道和建筑中，随处可见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英国广播公司（BBC） 等美西方电视媒体的直播与转播，显著影响了巴西民众的认知。据当地华人介绍，巴西媒体在报道中国内容时，除了纯粹的中国国内事务，绝大多数都是引用经过美西方主流媒体加工过的二手内容，包含大量经筛选包装后的信息，错误展示中国形象。

　　但应当看到，这是建立在新冠疫情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较高且中国外汇储备较为充裕的前提下，一旦巴西对华出口商品价格向下波动、巴西对华顺差减少，中巴关系难免受到负面影响。2024年，由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整体下滑等原因，巴西全年货物贸易顺差仅746亿美元，较2023年大幅下降近1/4。随着2025年非洲西芒杜等铁矿项目投产，未来巴西主要出口产品铁矿石的价格或大幅下降，巴西外贸顺差将可能进一步缩小，从而影响中巴关系。

　　三是巴西担心中国部分行业扩张扰乱其国内民生与就业。巴西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且反倾销执行率和反倾销税率都很高。近年来，中国与巴西民生相关的新兴行业贸易被重点关注，如跨境电商。巴西政府认为由跨境电商平台运营的超低价小商品直销缩短了巴西国内小商品供应链，冲击了当地从业人数众多的小商贩零售生意。因此，从2024 年 8 月 1 日开始，巴西对价值50美元以下的小额跨境包裹征收20%的进口关税，未来相关政策仍将趋严。

　　三是普通中国人对巴西社会存在较多认知偏差，如“社会混乱”“动荡”“不安全”等刻板印象。以巴西贫民窟为例，其多由黑帮团伙等组织控制并隐匿了贩毒等恶性事件，但居住其中的绝大多数居民是底层劳动人民，知名球星贝利、罗纳尔多等便是从贫民窟走出。贫民窟（研究人员称之为“法维拉”）是当前发展阶段下巴西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着广泛社会认同，不应被“妖魔化”。仅通过网络不能准确认知巴西当地普通人的生活，里约热内卢600万居民中有200万人生活在贫民窟。此外，双方人员往来不够密切可能导致认知偏差。例如，2019年到巴西旅游的中国旅客不足7万人次，数量明显偏低，如中国每年赴土耳其出游有约40万人次。

　　打造中巴关系下一个“黄金50年”需要更多实干。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巴双方需紧紧围绕“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作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善治。中国可采取协助巴西成为综合实力大国、增强双方政治互信与人文交流、加强全球治理实务协同等方式与巴西进一步加强合作，以此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实力上对国际霸权形成更多制约，在思想上对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形成更多共识，推动初步形成一个由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共同主导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逐步形成全球善治，最终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一是落实中巴已有合作文件，推动双方产业链融合。进一步扩大对巴西农产品的购买规模，扩大农业深加工合作；配合巴西化石能源增产计划，加大对石油等传统能源的购买，同时扩大对铜、镍、锂矿石等新能源矿产的采购，促成中巴企业建立价格长期稳定的供需关系；向巴西提供优质重工业产品，如大型车辆、重型机械、矿用设备等。进一步扩大中国工业企业对巴西投资力度，鼓励中国企业积极对接巴西再工业化战略，加大对巴西新能源发电、电动汽车等应对气候变化相关产业投入，灵活采用绿地投资、合资公司等多种投资形式。

　　三是开展全球南方国家间三方合作。中巴两国可协作开展对其他南方国家的投资与援助，共同对第三国进行有效投资，加大对第三国当地配套投入及在当地利润再投资的比例。为应对全球关键矿产资源勘探匮乏的现状，中巴两国可共同在非洲、中亚等区域开发矿产，参考几内亚西芒杜铁矿等项目中的多边开发形式，分摊各方成本与风险。中巴可共同培育全球南方国家统一大市场，提出南方国家间更加公正合理的贸易与幼稚产业发展规范，共同设计和实施对南方国家的援助方案。

　　二是加大中巴人文交流频次与深度，加大对巴西文化外交力度。积极开设葡语课程，推动文化相互了解和沟通；鼓励华人华侨在中资企业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对接当地迅速增长的华人教育需求，吸引华人华侨子女作为巴西籍华人回国留学或工作生活以感受中国的发展；支持中国学者加强与巴西地方政府、高校、智库等联系交流，不断了解对方最新观点和核心诉求，以满足巴西各地方最关切的发展需要；加强对包括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的研究，鼓励相关期刊开设专栏、创办专刊，鼓励有条件、有能力的科研机构人员前往巴西及其他拉美国家开展实地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