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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6日，以色列悍然空袭叙利亚附近的国防部、总参谋部等关键目标，以此警告叙利亚政府近期对南部省份苏韦达的治安维持和管辖权落地活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总理内塔尼亚胡于16日和17日相继发表声明，强调以色列叙利亚政策的两项核心原则，即确保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以南、从戈兰高地到德鲁兹山区的“非军事化”，保护德鲁兹人群体。迫于以色列半年来首次针对新政权的惩戒性军事打击，叙利亚政府宣布在苏韦达达成停火协议后已撤出安全部队，明显采取了回避以色列强势压制风头的隐忍策略。

　　观察家认为，以色列对叙利亚新政权目标大打出手表明，内塔尼亚胡在个人官司缠身和执政联盟濒临解体的双重压力下，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以便转移自身压力和内部矛盾。从长远看，以色列悍然干涉叙利亚内政、阻挠叙利亚政府统一国土并行使国家主权，试图建立所谓的“大卫走廊”，展示了“大以色列”的长久野心，对特朗普政府最近一系列推动美叙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构成挑战，也必然让美以双方均试图扩大的《亚伯拉罕协议》蒙上阴影。

　　综合多方报道，自7月13日起，德鲁兹人占主体的苏韦达省爆发族裔冲突，德鲁兹人和阿拉伯贝都因人卷入仇杀，局势失控。14日，叙利亚政府派安全部队前往冲突区恢复秩序，顺势扩大中央政府的管辖权。叙安全部队介入后，似乎出现拉偏架的行为，包括抢劫和焚烧德鲁兹人的房屋。期间，以色列不仅空袭进入苏韦达省的叙利亚安全部队，占领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还放任己方控制区乃至以色列境内的德鲁兹人，携带武器进入苏韦达支援那里的族人。

　　叙利亚新政权放弃长期奉行的反美反犹太意识形态，摇身一变而向美国和以色列挥舞橄榄枝，并将主要精力用于重塑与世界的关系、收编各路武装、强化国家统一和经济重建。取代俄罗斯与伊朗而对新叙利亚拥有关键话语权的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借助美国特朗普政府期望从中东收缩及“交易型外交”的机会窗口，推动美叙关系正常化，似乎也为美国和以色列扩大《亚伯拉罕协议》和平进程创造了新机遇，以便让叙利亚和黎巴嫩跟进此前入局的阿联酋、巴林、苏丹和摩洛哥，成为以色列的阿拉伯新伙伴。

　　今年7月1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解除对叙利亚长达46年的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并允许美国企业参与叙利亚石油和天然气开发。美国此举意在将叙利亚和黎巴嫩纳入地区治理体系，特别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甚至还有消息称，叙利亚和以色列在阿塞拜疆举行关系正常化谈判，以色列则公开强调，任何形式的以叙关系正常化，都不会以放弃戈兰高地为代价。以色列的戈兰高地政策，以及新近对叙利亚的军事高压、内政干预和领土割裂，无疑关闭了叙利亚和黎巴嫩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的大门，至少开凿了难以逾越的鸿沟。

　　尽管中东流行实力政治之风，但是，没有哪个国家在愿意放弃固有领土的前提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也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愿意以丧权辱国之名而载入史册。埃及1978年与以色列媾和换回了西奈半岛；巴勒斯坦解放组织1993年与以色列达成奥斯陆协议，是以达成过渡自治原则为前提；约旦1994年与以色列建交，也是基于双方解决了领土争端。至于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四个阿拉伯国家，无一与以色列有直接领土纠纷，它们只是背离了阿拉伯国家联盟的集体共识，抛弃了巴勒斯坦这个近亲而已。

　　据《阿拉伯新闻》等阿拉伯、土耳其和伊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府利用中东之乱大打“德鲁兹牌”乃至“库尔德牌”，意图将叙利亚德鲁兹人聚聚的苏韦达、库奈特拉两省和南部德拉省剥离大马士革控制，最终建立由戈兰高地、叙利亚南部而抵达伊拉克库尔德人聚居区及两河流域的“大卫走廊”，扩大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腹地的掌控权，并实现《圣经旧约》版边界的“大以色列”，也即以色列人先祖曾经生活过、地跨两河流域和尼罗河三角洲的广阔区域。

　　4月1日，以色列右翼旗舰媒体《耶路撒冷邮报》就“大卫走廊”议题，发表希伯来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维希达格的评论，标题为《亚伯拉罕和平走廊：一条中东稳定与合作的战略路径》，鼓吹所谓“亚伯拉罕和平走廊”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将通过贸易和商业巩固地区和全球安全，并“可能成为长期饱受冲突与分离困扰的（中东）地区和平共处与经济繁荣的重要生命线”。这种美化扩张政策的论调，和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祸害东亚却美其名构建“大东亚共荣圈”如出一辙。

　　有分析家认为，以色列将大马士革以南、从戈兰高地到德鲁兹山区划为“非军事区”并“保护德鲁兹人”的叙利亚新政策，也许是牵制叙利亚政府并争取戈兰高地谈判筹码的策略。但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右翼和极右翼势力一手遮天的以色列近期会归还戈兰高地。戈兰高地是以色列40%淡水来源的命脉之地，也是几十年来支撑着以色列经济繁荣特别现代农业繁荣的重要粮仓和果园；更重要的是，距离大马士革仅60公里的戈兰高地，不仅是以色列东北方向的战略安全屏障、国防制高点和防御纵深，而且是遏制叙利亚政治中枢的咽喉要地。以色列期待的《亚伯拉罕协议》，对叙利亚和黎巴嫩而言，是让出戈兰高地、单方面让以色列获利而使叙黎两国受损的城下之盟，自然很难被两国政府和人民所认可。

　　不归还戈兰高地，以色列与叙利亚和黎巴嫩之间的占领与反占领关系就无从根本改变，来自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乃至神权主义就会培育暴力抵抗和反以反犹的文化基因和社会土壤。以色列一日不获得充分和持久的安全感，也自然会继续奉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维持非法占领，进而使该地区的暴力循环形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困境。2011年笔者在戈兰高地考察时，陪同我的前以色列国防军校官坦言：“在只存在狮子和绵羊的中东，以色列宁可充当狮子。”

　　当然，如果叙利亚与黎巴嫩彻底摆脱伊朗影响，脱离“抵抗轴心”，放弃传统的斗争哲学，主动提出以色列归还被占领土即可愿意与之实现关系正常化，也许将是《亚伯拉罕协议》扩大的重要机遇。问题在于，叙利亚政府和黎巴嫩是否能走出既定意识形态的窠臼？问题更在于，以色列政府特别是右翼和极右翼势力能否摆脱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大以色列”迷梦？前景显然比较令人悲观，尤其是以色列不会轻易将并吞的土地拱手相让，以色列极右翼势力不会轻易放弃“造既成事实”的行为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