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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子杨光诺的名字有典故。他刚出生时，祖父给他起名“光诺”，朴素而直白的愿望是“光耀诺贝尔”。没过几年，杨振宁真的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家庭里似乎埋好了“预设的轨道”。但光诺的路，拐向了计算机。他赶上计算机普及前夜，对打孔卡片和巨大的机房有迷恋。父亲没有把他拉回“正道”，反而送了他一台打孔计算机，让他自己动手。后来，他进入密歇根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在量子计算领域扎根，甚至在蛋白质折叠这个公认的难关上打开过一道口子，让复杂生命体系的计算模型多了一块可落足的台阶。此后，他还向清华大学捐建实验室，将资源反哺到更年轻的研究者身上。

　　与兄长不同，次子杨光宇在兴趣上兜了一圈。他小时候对物理也好奇，父亲便花时间教他理论，像是一个耐心的私塾先生。然而读到大学，他发现自己不愿在同一条学科隧道里走到黑，化学工程的世界更合他的性情。下课后，他在美国建了个属于业余天文学家的小天文台，一架望远镜、一些时间和极强的耐心，他在夜空辨认出两千多颗小行星的轨迹，并把研究写进了天文专业期刊。再后来，他又转入金融，在摩根大通做分析师。母亲杜致礼离世后，他创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杜致礼奖学金”，已经资助了一百多个中国留学生赴美深造，让母亲的教养与温度，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把时间拨回到1995年的夏天，汕头大学的国际物理学家会议上，仍是大一学生的翁帆被安排做接待。她身上带着年轻人的灵敏与热情，替来宾张罗琐事，也陪着杨振宁与妻子杜致礼在校园走走看看。这对老夫妇很快喜欢上这个女孩——她漂亮、活泼、细心，不带功利。翁帆也记住了很多细节：杨振宁随身带着一个保温杯，里头是给妻子的水；两人路过石凳，妻子累了要坐，他先把手帕平铺其上，再小心搀扶落座。这些小事，像针脚一样，把一段老相濡以沫的婚姻缝得很密。会议结束，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此后几年，杨振宁夫妇偶尔写信给这个学生，叮嘱她好好学习。

　　翁帆后来走入婚姻，又走出婚姻，重新考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读翻译系研究生。2003年秋天，杜致礼病逝，这个消息像在年迈的杨振宁心上掀开一块空地。翁帆写了一封安慰信。他认真回信，通信往返，逐渐变成无线年初，他在中山大学参加研讨会，约她见面。在校园小路上，他们像久别的朋友聊天，谈工作，也谈生活，年纪差在彼时并不显眼。之后他时常打来电话。国庆节，他邀她去北海旅行，两人骑车穿椰林，海风一路，话题从学问到日常，像一对普通恋人。

　　婚后，他们认真考虑过孩子的问题，却从未真正展开过讨论。杨振宁的出发点很现实：如果他不在了，翁帆一个人带孩子，会很艰难。他宁可把有限的时间与体力集中在眼前的陪伴与工作上。关于未来更棘手的一段对话，是他主动谈及翁帆的再婚可能。她当场不高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他却把这件事分成两个年代来讲：“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这句“自我分裂”的回答，或许正体现了理性与情感在他身上的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