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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讽刺的是，这波因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带来的“泼天富贵”，如今却成了美国对越南等国祭出贸易大棒的“原罪”。按照美国的“对等关税”逻辑和算法，对美贸易顺差越大，被征收的税率就越高。越南因此被课以高达46%的关税，跨国企业在越南设厂的成本优势瞬间荡然无存。即便如此，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企业，依然没有赴美建厂的打算。有企业发出了“我们该去哪儿”的灵魂之问，而谷歌供应商的一位经理更是表示：“既然全球都面临着更高的关税，不如将生产线再搬回中国。”

　　首先，在过去几十年金融资本的主导下，美国经济已形成严重的“去工业化”路径依赖。资本热衷短期高回报的金融投资，而非把钱花在回报周期长、利润薄的制造业上。这种投资文化甚至从华尔街资本蔓延到美国传统制造业企业身上。曾经享誉全球的百年制造企业波音公司近年来频陷质量与管理危机，正是金融化过度的直接恶果。企业管理层一味追求投入回报比，为了提升利润、抬高股价，不惜压缩制造程序、测试程序，削减员工，甚至还将大量业务外包给不合格的供应商。试问，若美国的制造企业都信奉这样的经营理念，美国又如何振兴制造业？

　　其次，美国工业的高成本已成为不可承受之重。数据显示，美国私人非农企业员工时薪接近36美元（年薪约5.9万美元），是发展中国家的12—15倍，但其劳动生产率仅比发展中国家高8—10倍。这种“工资—产出比”的倒挂，使得美国制造业综合成本比中国高20%—25%。美国组装一部iPhone的成本比中国高30%。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本土缺乏完整的工业链条，大量原材料、零部件需要从他国尤其是中国进口。针对中国加征高额关税，反而推高了这些企业的整体运营成本，使“回流美国”变得更加遥不可及。